清末的有识之士大都感到，传统书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强国梦”促使人们打破传统思维。出国留学、寻求真理，然后回到本土，改造社会、富国强民，成为“时务”，成了有志青年的人生选择。

　　很多年以后，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起1908年的那个夏天。

　　这年的8月，蒋梦麟负笈西行、求学美国。他在自传《西潮》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道：“……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流而去。”

　　剪掉辫子，丢入大海。这一幕场景在20世纪初的大时代中，或许并不让人惊奇。它更像个隐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远赴西方求学之际，首先是在宣告自己与一些羁绊中国自强自立的文化因素的决裂。“辫子”的历史形象，若干年之后，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早已被目为“复辟”的封建遗老，被埋葬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之下。

　　短短不过几年间，古老中国土地上的观念、风俗似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辫子”的态度，不过是其中细微的一端。一场被后来者命名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新是催生这些巨变的关键。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正是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的同学，他们的老师则是鼎鼎大名的约翰・杜威。这个时代，远赴海外求学问道的“留学生”们正逐渐回国，“海归”们带回了西方的技术、还有不同于旧时传统的新观念。

　　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多是有过留学经历的归国人士。除了胡适是1910年的清华“庚款留学生”，陈独秀、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氏兄弟等都是20世纪初留日的学生。2003年1月30日，《科技日报》发表的前国务委员宋健的文章《百年接力留学潮》中，将清光绪以降的留学生分为十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和稍后的庚款留学生分别列在第三代和第四代。

　　在宋健对中国留学历史的总结中，光绪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为近代中国留学之先声，尽管人数不多，但历史依然表明，从中涌现出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人物；1877年清廷派出的海军留学生是为第二代，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当是日后《天演论》等西方重要文献的中国译者严复；在成就斐然的第三代、第四代留学生中，除了文化运动的主将，庚款生中还有许多大科学家，诸如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等人，未来数十年间，他们创造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第五代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群1920年前后赴法的青年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等改变中国的巨人；第六代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学生；1927―1937年的留学生和1938―1948年的留学生分别是第七代和第八代；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留苏、留欧学生是第九代，而“文革”以后的留学生则可以称为第十代。

　　反观这段百年留学潮，解读中国现代历史，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关键的问题――

　　在20世纪，特别是初期，何以如此众多的弄潮儿都有过留学背景？或者，用较“现代”的话说，何以是“海归”当道？

　　从清末名臣张之洞的著名文章《劝学篇》中，我们今天可以窥见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在《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中，张之洞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了一番中国历史：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

　　接下来，张之洞把眼界收归到当下的世界。他论述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那是因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是20年前出洋留学的学生。日本被西洋威胁，他们便率领100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学习政治、工商、军事，学成归国之后，受到重用，终于可以改革日本政事。由此，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此时的张之洞，已经明显感觉到，在传统书塾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中国精英，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朝廷的急务。由此，张之洞得出的结论是：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张之洞在1898年的这篇政论，一言以蔽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个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口，应该通过鼓励留学，向西方学习，培养新式人才，从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改变当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劝学篇》成书后，清廷的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又谕总理衙门排印300部，可见其主张很得人心。1900年纽约出版的英文译本更易其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在如此情形下，中国20世纪初期的留学潮得以勃兴。政府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派留学生到西方求取“真经”，进而回国改造社会；更有不少有志青年甚至自费出洋留学。前述蒋梦麟即属于自费留美学生。而“海归”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之所以尽显风流，也在于其接受了西方先进技术与开明思想，又能够在归国之后直面中国的问题，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事业。

　　当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史华慈将中国最早留洋的海军学员严复的思想肖像刻画为“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时，这句看似简单的词语，其实正是那个大时代里，叩击中国精英心灵的最强音。青年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所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诗，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精神面貌。

　　在这样的叩问下，“留学出国”和“学成归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出去是为了归来，如中国的“留学生之父”、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位“海归”――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说，为什么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到贫弱的祖国，因为他志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几乎在现代中国“海归”的历史源头，确立了一个传统――个人的选择虽然多样，可是背后的家国之思却是灵魂之所系，正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在一次又一次界定着“海归”真正的意义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