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如果一个婚姻由两个不同国籍、种族、文化的人组成,那么,夫妻双方与他们的父母家人
如果一个婚姻由两个不同国籍、种族、文化的人组成,那么,夫妻双方与他们的父母家人则同时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尽管处于不同种族、国家、文化的人们在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方面有不同的观念与方式,但亲情是人类共同的天性,能将不同的人维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大家庭。
(一)
2001年的3月16日,我与来自澳洲的罗吉尔在中国东南一个海滨城市的民政局申请结婚,成为终生伴侣,结束了“单身贵族”的生活。当时,我37岁,在一家报社当记者。
罗吉尔与他的母亲通话时,他的母亲特别要求与我对话。她在电话中感谢我对罗吉尔的爱,并说他们全家感到非常的幸运。罗吉尔问我,“你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家人了吗?我要亲自向他们问候。”
我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对于总是催我结婚的父母的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我的心里则是忐忑不安。我的父母是具有传统观念的普通知识分子,特别是我父亲非常保守。虽然爱情婚姻是跨国界的,但嫁给一位澳洲人则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在我与罗吉尔恋爱期间,我一直对家人守口如瓶,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提心吊胆地给东北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幸运的是,我父亲未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电话,从来电显现中,她知道是我。“你两个多月都不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担心你出什么事情。你赶快找个人结婚吧,我们就不用整天为你牵肠挂肚了。”我说, “我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今天结婚了。”我母亲说,“什么?你真的结婚啦?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说,“是个好人。他叫罗吉尔,澳洲人。我们可能没时间去东北见你们了。”我母亲说,“澳籍华人挺好的。”我说,“不是华人,是澳大利亚白人,黄头发蓝眼睛的。”我母亲沉默了一会说。“哪国人也无所谓了,你高兴就好。你总算是嫁出去了,去了我的心病。你要好好对待这个姓罗的。我马上寄些钱给你。“我说,“我有钱,你留着钱自己用吧。他想与你们讲话。”
罗吉尔接过电话,用生硬的汉语说:“妈,爸,你们好,谢谢。”然后就把电话还给我。
我母亲说,“这个人讲话挺有意思的。你与你父亲讲几句话吧”我担心我父亲会在电话中训我,所以我找个借口说:“我们要办事情,你转告他吧。”
第二天,我妹妹从东北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用快速汇款的形式给我寄了 1万元钱,作为她与父母的贺礼。我问我妹妹,“父亲一定非常生气吧?”我妹妹笑着说,“父亲开始确实很生气,心脏病差点发作。他说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为什么非要找个白人鬼子?而且也不经我们同意就私自结婚,太无法无天。我妈为此与他还吵了一架。我妈说,只要人好,澳洲人又怎么样?电视剧的里白人都很不错,比许多找小姘的中国男人好多了。所以,你们放心回东北吧,所有人都会善待罗吉尔的。”
由于罗吉尔的公司急需他回澳洲处理一个重要的业务。在我们结婚两周后,他不得不回到澳洲。等了近一年,我才获得来澳洲的签证。在烦躁而无奈的这一期间,我的父母专门从东北到南方陪伴我,千方百计的做各种美食。临走前,我把一万元钱退给他们。在这一个月内,我与我父亲很少讲话,更是不提罗吉尔。我知道,他在感情上始终不能接受罗吉尔作为女婿,我的婚姻让他失望。
(二)
2002年2月,我总算拿到了签证来到澳洲。夫妻团聚是快乐的事情,但我的喜悦很快消失了,因为我与罗吉尔陷入了生存困境。罗吉尔原在一家汽车公司担任采购部经理,有着良好的收入与福利,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的生活。但罗吉尔所在的公司很快的倒闭了,他虽然很快在一家只有10个员工的小房地产公司找到了办公室经理的工作,但月收入仅有 2500澳元,同时要交20%的税,虽然有些积蓄,但不得不紧缩开支。由于买不起800多澳元的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变得特别昂贵。在澳洲,人均收入23000澳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可以免费看病,获得食品救济。但我们的收入高出了规定的2000元,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罗吉尔带着我去牙医诊所堵了一个牙,前后两次的费用就是500多澳元。去医院的家庭医生处看了一次病,拿了6片抗菌素,不久就收到了 300多澳元的帐单。在那时,我感觉生活境况就如同一夜回到解放前。
按照法律,我是可以合法工作的,但必须先申请工卡。罗吉尔在 2月就向移民局递了申请,交了 120澳元的申请费,3个月仍无音信,我的心情极为抑郁。罗吉尔总是道歉他没有给我好的生活。同时,他总是让我每两天打一次电话给父母。每次我母亲接电话时,说几句话然后就要挂电话。她总是说,“你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好,电话费那么贵,说两句就行了。你不要打太多的电话了,一个月打一次电话报个平安就行了。”我说,“罗吉尔怕你们担心,是他让我打电话的。”我母亲说,“你父亲现在总是说这个美国人很好,关心老人,比许多中国女婿强多了。你父亲想知道罗吉尔的眼晴是不是蓝色的?”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了父母寄来的两大邮件,单邮费就是2000元钱。打开一看,我与罗吉尔目瞪口呆。其中,有东北的土特产,有中国的药物包括抗菌素,有 20多套衣服,其中一半是送给罗吉尔的。同时,我母亲还为罗吉尔与我亲手织了中式毛衣。这些东西价值6000多元人民币,而我父母一个月总的退休金加一起还不到3000元。那一天,我与罗吉尔都无声地流泪。他说,“你的父母太伟大了。在澳洲,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我从来没有一次收到这么多的礼物。我也很幸运有这样的中国父母,不过,请告诉你的父母不要为我们花钱了,把钱留着自己用。”
对于许多夫妇来说,钱常常是引起摩擦的一个因素,甚至导致婚姻不和。罗吉尔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是典型的西方式的行为,注重自我负责,不与他人发生经济关来。而我则是中国式行为,对亲朋好友间的经济往来习以为常,有时借给别人的钱就回不来了。
在罗吉尔看来,一个人若有能力自立就必须自食其力,而且一个人的经济问题是个人的责任,若需要用钱应该去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向亲朋好友求借。所以,他让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与女儿从14岁起开始打工挣零花钱,培养自立精神与能力。考入大学后,他的子女则是依靠银行贷款与业余打工付学费与生活费,他只是为他们提供担保而已。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乐队演奏大提琴,收入忽高忽低,平均月收入2000多澳元。有一次,他向我们借500澳元,并表示有钱后就还给我们。我对罗吉尔说这些钱不用还了。罗吉尔说, “你不能这样溺爱他,不然他就不想去工作了。他可以一个月还20澳元,这会帮助他建立责任感,学习如何对自己及他人负责任”。去年,他的儿子因扭伤腰部看急诊而不得不付 1000多澳元的医疗费。我对罗吉尔说我们应该帮助他付一些费用。罗吉尔说他儿子一次付不出这些钱,但他可以分期付款,让他自己去处理。虽然罗吉尔不赞同给钱,但他天天给儿子打电话,从身体状况谈到生活方式、音乐、未来无所不及,他的儿子非常感动父亲给予他的精神支持与引导,目前他正在考虑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罗吉尔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他的父亲去世多年,他的母亲单独住在公寓,与我们相距很近,但罗吉尔每天都要打一个电话给他母亲以确定她是否平安,每两天就去看一次他的母亲。我们一起外出旅游时,我们为她付帐单,,她事后则一定把钱还给我们,她说她有能力承担。每年的圣诞节是家人送大礼的时候,不过价值也多在一百澳元左右,但人人皆大欢喜。在我与罗吉尔在教堂补办婚礼时,许多来宾送我们礼金,多是一人送25澳元。罗吉尔的母亲送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百澳元的支票,只是她收入的百分之一。罗吉尔非常高兴,我虽感到意外,但我能接受这心意而已,不需要掏空腰包。
由于我对处理账单感到头痛,所以理财是罗吉尔的事情,有时候他是很把钱当回事的,为此我们有过争执。有一次,我与罗吉尔到超市购物。我要买一种红皮鸡蛋,他要买白皮鸡蛋。他说,“你为什么要多花30分呢?”我说,“红皮有营养。再说,只不过多30分。”他说,“没有任何科学证明红皮比白皮好,这不过是广告而已,多付一分钱都是愚蠢的。”最后,红皮鸡蛋没买成,我曾为此认为他很小气,他则耿耿于怀很长时间。不过,后来的许多事证明我误解了他。
2003年9月底,我母亲打电话向我借钱。由于我的父母不擅于理财,钱多用于旅游、帮助子女上了,所以很少有积蓄。再加上同时患病住院,不多的积蓄都用于付近万元的医疗费,因此无钱付6000多元的取暖费。我母亲说,“我听说外国人把钱看得特别重,不借钱给别人。我们若不付取暧费,供气单位就不供暖气。我想向你们借6000元钱,以后我再慢慢还给你们。如果罗吉尔不愿意,也不要勉强他,别伤了你们的和气。”
我不知道罗吉尔能否同意,但我不能对父母的困难袖手旁观。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很惊讶。他说,“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钱就不能获得暖气,这是不公平的。”我说,“政府已经承担了一些,个人也要承担一些。”我向他解释中国人的传统是家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子女对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我的父母在未来还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们最好开分开帐户,分摊帐单,我用我个人的收入帮助我的家人。你不必承担这个责任,这对你也不公平。”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夫妻,当然要一起承担一切。你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对他们也有责任。我明天就把800澳元寄走,告诉你母亲她不用还这些钱。”当我告诉我母亲时,她很感动。 “罗吉尔对我们这么孝顺,真是没想到。他和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今年春节前,我的弟弟被诊断为慢性白血病,而在此时他所在的公司倒闭,他失去了工作。由于他的女儿仅4岁,他的妻子一人收入不多,但又不符合社会救济的标准。我的父母闻听后马上赶到深圳,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持。我告诉罗吉尔这些,并说我需要马上寄 1000澳元给我弟弟表示慰问。罗吉尔难过地流出了眼泪。他说,“这是灾难,我们有义务帮助他的一家。请转告你弟弟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会为他祈祷。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提供帮助,等他女儿长大后,我们将帮助她到澳洲读大学,承担她的费用,帮她成家立业。”第二天是周日,半年未去教堂的罗吉尔专门为我弟弟的生命而去祈求上帝的保佑。
(三)
2004年7月,我与罗吉尔回中国探亲,这也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与我的家人见面。回国之前,我母亲专门从国内打电话问我罗吉尔喜欢吃什么,喝什么。我说,罗吉尔让我告诉你他喜欢中国的啤酒与中国菜。
当时,我的父母去深圳看望我的弟弟与妹妹。于是,我们也住在我弟弟的家里。尽管他们事先学了一些英语,但一遇到罗吉尔,就全忘了。罗吉尔也学了一些中文,但一用起来则是词不达意。所以,我只好当全职翻译。
罗吉尔与我的全家如同真正的一家人,语言不通并没有妨碍他们感情的交流。他如同在自家一样自开冰箱去拿啤酒,在饭桌上也是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在第一个晚上就居然喝了6大瓶深圳啤酒,如同饮料。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他说,“你不知道这酒有多好喝,比澳洲的好太多了。我爱这些啤酒”。我父亲则说,“我看他的酒量很大,让他喝吧”。为了给我父亲面子,我只好不作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专门给罗吉尔准备了西式早餐,我父亲则拿出一瓶啤酒给他。罗吉尔大笑说,“谢谢,我早上不喝酒。”罗吉尔对我父亲的盛情念念不忘,总是把这件事当成经典故事讲给澳洲的亲朋好友。
两天后,我母亲对我种西方的观念,因为送礼只是表达说。“报纸上说有一个中国女孩子嫁给美国人,结果这个美国人虐待她,也不给她钱,连冰箱都锁起来了。所以,我们总是担心这个罗吉尔对你不好,你每次说过得好,我们以为你是报喜不报忧。现在,我是完全放心了。”
在我们回澳洲的前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冲突在我与我父亲之间暴发。当时,我、罗吉尔与父母坐在客厅里。我母亲说我弟弟的女儿总是凌晨两点才睡觉,所以我母亲总是陪着她着玩。白天,她还要做饭,打扫卫生,所以她感觉很累,身体不太好。我说,“这是睡眠不足造成的,你不应该陪这个两岁的孩子到半夜。许多中国父母对独生子太溺爱,该管得事情也不管,这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是不对的。我在澳洲认识许多有小孩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从小孩懂事后,大多数澳洲父母都给小孩设有各种规定,该上床时绝对不可以在地上玩。你们这样溺爱她,她长大后很难适应社会。”
我父亲突然大怒,训斥我。“我最不喜欢听你说你澳洲澳洲的,中国怎么了?你在澳洲呆了几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这与澳洲中国有什么关的?我只是就事论事,谁做的好就学谁。 ”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你发的是什么火啊?再说,你也不能当着罗吉尔的面这么训你女儿,大吵大叫的一点都不文明,有损中国人的形象。”罗吉尔说,“你父亲很生气,是因为我吗?”我说,“我父亲在生我的气,他认为我崇洋媚外。我不喜欢我父亲,他很专制,在家里就象个皇帝。”罗吉尔说,“我知道你是热爱中国的,他批评你是错误的,不过你要原谅他。你父亲是一位很好的人,你不应该这样说他。”尽管事后我不以为然,但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能接受、喜欢澳洲女婿,却对住在澳洲的我耿耿于怀。
今年5月,我将有资格申请成为澳洲公民了。有一天我问一位在国内的朋友我要不要加入澳洲籍。她说,“做个澳籍华人不错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喜欢澳洲,我也把它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同时,为了获得与澳洲公民在政治、福利上同样的权利,选择澳洲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中国籍,我则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极大的失落与茫然。
罗吉尔说,“你自己选择,我尊重你所做的任何选择。不论你选择什么籍,你都是你。”
在这两难之际,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理解了他作为一位普通中国人的所具有传统价值与民族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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