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公共利益存在”

　　从西门子出来，我重新将注意力转回了学校。正好逢到校内的一个研究所招人。在德国，一个研究所往往由一个教授主持，一切事务都是他说了算，包括招博士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准备了简历，去了那个研究所。

　　见了教授，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顺利。因为事隔多年，教授对我在中国的学业有所怀疑，他没有当即答应我读博，但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先留在这里做硕士论文，其他以后再说。”

　　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好研究所里有一个研究员怀孕，我去顶了她的差。这段时间，原来在西门子学到的那些工作哲学派上了用场，我提出了很多建议。3个月后，我的硕士论文完成，教授开始考虑把我留下。

　　但是我的学生签证马上就要到期。德国当时没有绿卡，想要在德国长期留下有三个途径：其一是与德国籍人结婚，我在国内有妻子，此路不通；其二是符合标准的国际难民，当然更不通；其三就是“公共利益存在”，也就是对德国人民有用。当时的“公共利益存在”只是一种政策概念的东西，没有实际标准，很难操作，但我只能寻求这条路了。

　　研究所的教授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证明我已被他雇佣，请求予以方便。然后我自己拿了这张“条子”来到当地政府。哪知，政府人员并不买账，退给了我，理由很“冠冕堂皇”：“你从发展中国家来，你应该回去为你的国家服务。”我不甘心：“我要求诉求公共利益存在。”那人冷冷地回了一句：“德国少你一个不少。”

　　我回去后，教授又打了一通电话到政府，重申我在为联邦政府服务（因为当时我们负责的一个课题刚好是联邦政府项目），这才搞定。2002年底，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去办了绿卡。在同一个地方，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这种速度连我自己都很预想不到。要说原因，那是因为现在有了具体的标准，而当年的“公共利益存在”还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细细想来，政府的工作效率的提高，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标准化”啊。

　　上书总理，只为团聚

　　到德国的第二年，开始为了和妻子能在德国相聚而努力。

　　1994年，妻子第一次签证的时候，上海方面通过了，但是需要她保证：我们的女儿不过来。妻答应了，成功了一半，本以为接下去应该顺利了。却不料，德国方面还是拒签了。且德国方面不需要陈述拒签理由。我去政府询问：“半年后重签，是否会有希望？”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有权利一定要到德国念书。”意思就是说以后也一样没机会。

　　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来采访留学生生活。我感慨地说了一句：“德国很美，但不是我的家。”电视台方面大惑不解，后来知道我的问题后，尝试帮助我，未果。

　　我的一批德国朋友也相当不解，在他们看来，德国是一个很注重家庭观念的国家，这种拒签可以发生在其他国家，但不应该发生在德国。

　　1994年12月份，妻子第一次拒签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希望能得到帮助。一个礼拜后，收到回信。信中说：“德国是联邦国家，教育属于州管辖的问题，我们把您的问题转到巴伐利亚州去……”巴伐利亚是爱尔兰根所属州，转了一圈，又转回老路了。看来，给总理“上书”也没用。

　　当然，事情总在变化中。1999年，我因“公共利益存在”拿到“绿卡”后，妻子的赴德问题变得简单起来。

　　可惜，当年想过来的时候不让来，现在能来了却不大想来。理由是渐渐长大的女儿。这个时候如果去德国定居，国内的学习基础就会断节。而且德国说到底只是异乡，以后终归要回来的，这时，女儿再回来，对她的成长以及将来的社会竞争力都不好。

　　与家庭不在一起，多少也是出于无奈。为此，秦奋总觉得欠妻子和女儿很多。所以，每年她们来，他都尽力去做些弥补。当他看到她们在西班牙和希腊的海滩上晒太阳、在巴黎街头漫步、在观看阿尔卑斯山雪景、在维也纳听音乐，脸上露出的笑容时，内心深处才有一点小小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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