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我便满眼纷繁。

　　我一向自诩能做到“我心安处，即是吾乡”。抵达多伦多的当夜，当我在橘黄的路灯下第一次呼吸着夹杂经霜枫叶的馨香清冷的空气时，我在心里欢叫：加拿大，我美丽的新家！

　　我立刻被新家“兄弟姐妹”的友善、平和迷住了。我在街头颠倒着地图比划方向找路的时候，总有人主动问我需要帮助吗？我夹着饭盒、迎着极绚丽的初阳走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总有晨运、或牵着爱犬散步的陌生人对我笑道“早安”。我几个月没有感到过离家，我几个月生活在快乐而真实的梦境里。

　　一日，丈夫从图书馆带回一张宣传纸，那上面写着只要填了这张表格便能用9角9分钱买到8本儿童图书，当时儿子的英语还处在启蒙阶段，按照书上的介绍和照片看，买这几本书是合适的。于是我们鼓励儿子填了表格寄出去。过了一段时间，书果然寄到了，我们被热情地告知已经成为那家公司的会员了。以后每过4个星期我们便会收到公司寄的书，随信自然还有一个账单，我一看，邮费比书费贵几倍，而且从第二次开始的书价再也不是那样低廉了。我赶忙寄去支票并复信要求取消会员资格。那图书公司很快回信了――我在此之前看过的英文信函还很有限，但我还是能够读懂其中的怒意：我必须至少买够4次才能取消资格！因为我已经签名同意了！我再细看，果然，那宣传广告上的确在不显眼的地方以极小的字写着：“填表就是同意再邮购至少4次的书。

　　居住稍久，我便开始收到各个公司莫名其妙的信，有的信神秘地通知我拆开寄来的两个塑料包装，只要得到一把银色或金色的钥匙，我便可以以半价得到广告纸上相同颜色的汽车。我自然“幸运”地得到了其中一种颜色的钥匙。我像摆脱钻进裤管的蚂蝗一样把它甩进垃圾箱。我在看穿这一个个并不难看穿的骗钱伎俩时，得到的绝不是愉快：我心中许多明丽的光景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一天，儿子在信箱中得到一个广告，那广告来自于每周信箱都能收到的当地小报社，他们在寻找本街居住的送报员。我曾经读过这样题材的一篇散文，写得极感人。儿子几乎够年龄了，房东老伯也极力讲着送报的容易和报酬的诱人，儿子便纠缠不休地要干。

　　那报社专门有人负责接洽工作，负责人杰夫是一个以东方人的审美眼光来看其貌不扬的年轻白人，他与我相约面谈了许久，他把所有的条文、细则告知或当面阅读给我，并且在我与儿子同意的情况下，三人签署了工作合同，他还同时征得我同意为儿子买了工作期间的人身保险。这样一个临时派报纸、广告的工作做得如此郑重其事，我倒丝毫没有想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们辛苦而愉快地完成了两个多月的工作，报社的报酬单据也按月寄来了，但儿子银行账号上始终没有见到这笔钱。这时我已找到新的住处，为了便于儿子读书，我便在开学前匆匆搬了家，儿子的派报工作不得不中止了。我办了停工手续，然后问报酬的事情。杰夫一开始爽快表示从账户转账，两个星期过去还没有见到，我打电话再问，他便以种种理由支吾，或者说将要，或者说或许，或者说已经寄了，我开始有些怀疑了，我的语气也从愉快、客气变得越来越直截了当。杰夫一副好脾气，一听到我的电话总是愉快的“How　are　you？（你好吗？）”然后就不厌其详地问我儿子的银行账号和我的地址、电话号码等等，我感觉到自己在受愚弄，我强压这种感觉的不舒服告诉他他早已知道这些了，他该回答我的是什么时候给钱，他便又立刻搪塞。

　　我的电话不得不在彼此都办公的时候打，办公室的一个同事终于知道了，他好心告诉我，这种事在加拿大非常普遍，我要有得不到钱的心理准备。为了这样的小数额的债务请律师显然不值，许多不法公司和个人就是钻这种空子的。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回自己的钱，不光为钱本身，更为了向自己证实加拿大不存在欺骗和违法，证实加拿大人不会为了这点小利便无情地摧折一个孩子将记忆一生的自立的自豪，不会让那孩子对着窘迫而气愤的母亲世故地说：“哼，你那故事是在骗人！”

　　我再打电话过去，杰夫不在，我向接线小姐留言讲了情况，下午意外收到杰夫的电话，他告诉我其同事将把支票送到我住处。我已经不再深究有了转账方法还要给支票的不合理了，我按照约定的时间等候并得到了我的支票。

　　可是，那支票上只是不足一半的钱！我被气愤折磨不堪，但还是以略显诧异的语气告诉送钱人转告杰夫钱不够。我找出了所有的证据，第二日再打电话，杰夫没等我把话说完，便一口一个“Iknow，Iknow（我知道）。”但是，他还是无法确定何时能够签支票给我其余的钱。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听他的解释，我需要和他的老板谈。他爽快地给了我老板的名字和分机号码。老板除了声音与杰夫的不同外，所说、所问的内容和“友好”态度完全一样！我最后的一点希望消失了：赖账的原因不是出在杰夫身上！

　　丈夫看到我哭得可怜，才一改往日的大度――他一直不相信杰夫们会像我说的那样――过来安慰我。他递过一张不知从哪里找出的印刷品，那上面写着因为老板的不法行为而投诉、寻求帮助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这的确是使我破颜的唯一有效方法。我的理想梦破了，至少我还需要见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法律现实。

　　我再次打电话给那老板，他不在。我留言给他：你如果在这个星期内还不给我具体付钱的日期，我将拨打劳动部的电话投诉你！ 我的信箱里当天便有了一张写给儿子的支票。

　　九月天，黄昏来得越来越早，我和家人一起散步，又嗅到了那久违的令人心醉的秋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