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中国女孩子，自编、自导、自己采访、摄制了一部反映中国第二代移民在瑞士的纪录片。

在她的影片中，不仅有“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也有身居瑞士、心在中国的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影院内强烈的柱光打在史璐璐脸上，使得身着绿色上装的她像一颗沐浴在阳光下的小树熠熠生辉。她挺拔地坐在中央的采访椅上，主持着她的处女作《第二代中国人在瑞士》的电影首映式，落落大方，自信、自如。

我像一枚指针璐璐的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第二代移民在瑞士的心路历程，之所以选择制作这样一部电影作为高中的毕业作品，是因为判断自己到底是瑞士人还是中国人的追问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电影中采访对象的话，有时就是璐璐的心声。在瑞士土生土长的“中国人”Michael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自动转换器，出家门之前，我和父母在一起，是个中国人;出了家门，我就是个普通的瑞士人”。

璐璐也有这种感觉，她觉得自己像个指针，在家里指向中国，出了家门，就指向瑞士。这枚指针在碰到Michael时出了问题，“我看着他(Michael)，觉得是个中国人，可越说越觉得他是瑞士人。我真不知道，应该和他以中国的方式相处，还是以瑞士的方式”。璐璐这枚“指针”摇摆不定，其实这不仅是她一人在采访中所碰到的问题，也反映了很多人在遇到“外黄内白”的“香蕉人”时的不知所措。

在电影采访中说，如果大家都没有外形，只有灵魂，那么他是一个瑞士人。很多在美国、加拿大生活的第二代中国移民也是这样，在国外土生土长，几乎就是一个当地“白”人，可是却拥有着中国人的“黄”色皮肤，如果不深入接触，当地人还是把他们当作外国人。

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只是璐璐电影中“完全融入”瑞士社会的一个极端，在另一个极端上，还有完全不融入的“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晓群11岁就来到瑞士，但她的想法和众多在瑞士的中国留学生有些相似。尽管语言已经不是问题，但她仍和瑞士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瑞士人)说的笑话我不乐，我说的事情他们也不理解，所以我就懒得说了，”她在电影采访中表示。至今她的朋友仍以中国人居多，她们通过网络进行频繁的联系。

另一个采访对象，璐璐的好朋友鸣鹿也深有同感：“直到今天，我仍然是和中国人在一起比较自在”。

"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自动转换器，出家门之前，我和父母在一起，是个中国人;出了家门，我就是个普通的瑞士人。 "璐璐的故事讲述了别人的故事，首映结束后，史璐璐也向swissinfo的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璐璐6岁从中国成都来到瑞士，父亲在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工作，是位研究物理的科学家，只讲英语。母亲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可以讲德语。

在首映式上，璐璐在感谢了所有帮助她的人之后，特地向父母表示了感谢，并且说，自己有很“棒”的父母。她在和父母的交往中，并没有很突出的两代人-第一和第二代移民的普遍矛盾。

璐璐说，曾经的矛盾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在13、14岁的青春叛逆期”。瑞士的父母在孩子12、13岁时，就已经同意他们有男女朋友，而这是中国的父母坚决不会接受的。“但上高中以后，我父母就不会反对了”，璐璐说。

璐璐并没有觉得自己和父母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毕竟是他们养大的嘛”，她说。“但我今后不会太多干预我的孩子，”她表示。

璐璐希望今后学习广告设计，瑞士的高等专业学校教授的这门专业很好。但科学家父亲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不进大学”。于是璐璐只得改变方向：“听说苏黎世大学有传媒学，我希望选它为主修;然后副修选流行文化和社会学，这也是广告设计的方向吧”，她说。

第二代中国移民在瑞士居住着2-3万中国人，其中至少上千名是中国的第二代移民。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人都被当作“含蓄、不爱惹事”的外国人，中国移民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的问题往往被掩饰在“温和的”中国人外表之下。

因为人数稀少，瑞士中国移民的特征显然与在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的特点不同。曾在美国“留学”一年的璐璐说，在美国的中国人爱扎堆儿，那里中国人多也比较容易形成中国的“小社会”。这种亚裔文化也易被当地社会所认可。而在瑞士则不然，中国的移民以“水滴”的形式点撒在瑞士的“大海”中，多多少少都要被“强迫地”接受当地的文化。

尽管瑞士强调自己是个“多文化”的国家，但璐璐在与瑞士人的接触中感觉到，瑞士德、法语区的人，似乎对对方都有些“轻视”，保守的瑞士人就更难以容纳遥远、“神秘”的异国文化。

这不仅是中国移民的问题，也是在瑞士所有外国人的问题。生存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将何去何从?中国的孩子因为国外的教育环境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与朋友，今后等待他们的是幸福，抑或不幸?璐璐的电影提出了这些问题，而答案却只在各人不同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