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校长是我在瑞士认识的第一个华人。那是在2000年春节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受人之托，将一箱书转交给应邀参加活动的一位客人——唐人中文学校的唐超容校长。

唐校长是位40来岁的女性，个子不高，梳一头齐耳短发，皮肤稍黑，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匆匆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倒是她的那位瑞士先生，在我们交谈时，从始至终抱着那箱书，一言不发，微笑着站在一旁，那份朴实颇有些令人感动。

再次见到唐校长，已是一年以后。这天，是唐人中文学校的校庆。数百名客人将苏黎世“复兴饭店”二楼挤得满满的，场面很热闹。典礼开始时，唐校长走上了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她既是主持，更是主人。那些活跃在台上台下的百余名孩子，那些拉足架势表演各式中国节目的洋“演员”，无一不是她的学生。此时我才知道，拥有300多名学生、在瑞士7所城市设有分校的唐人中文学校，成立才不过短短两年。

采访唐校长的愿望便在此刻萌发了。

这天的苏黎世，正值盛夏。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唐校长从她所住的文特图尔市赶来，那份热情一如此时的瑞士天气。坐在健谈的唐校长面前，我似乎更像是一位听众。

学校成立非常偶然

我是四川达县地区宣汉县人，父亲去世前在一家钢厂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1981年，县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到成都上大学。读的是外语，上的是师范，我和出国以及办教育的缘分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结下的。大学毕业后我在昆明工学院读了两年研究生，之后分配到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当英文教师。三年后，我辞了职，到香港一家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做翻译，1991年，被公司派到斯里兰卡工作。我在斯里兰卡只呆了不到两年，但是这段经历却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那儿我结识了现在的瑞士丈夫，他当时正好到斯里兰卡旅游。

提起这段异国情缘，唐校长并没有细说。但是她那微笑而满足的神情，足以令人想象那中间的种种浪漫。

1993年夏天，我随同丈夫来到瑞士。刚来的那段时间，我曾在几家中餐馆做过招待，这份工作对我当时来说挺合适，既可以学习德语，又能借机了解瑞士人和瑞士社会。断断续续干了一年半，直到1996年，我突然想到应该利用自己在国内所学的英语专业来找一份工作。不久，我收到了瑞士MIGROS语言学校的面试通知。

和学校负责人一见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并不是要找一位英语教师，而是要为一位休产假的中文教师找一个替班。我感觉很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去教中文。我对校方说，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所学的专业是英文，所以希望能教英文。校方听说我的英文是在中国学的，明显表现出不信任。于是我对他说，我们用英文谈一谈吧。经过这番谈话，校方终于同意聘用我做英文教师，同时替那位休假的老师教中文。之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几家语言学校教课，收入稳定，生活也很平稳。

虽然教中文对我来说只是附带的工作，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却发现了很多问题。我看到周围的瑞士人对中国普遍缺乏了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仍是一个极度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另外，我手头的几种中文教材都不理想，没有充分考虑到两国文化差异的问题。于是我开始自己编教材，也尝试着将中文教学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结果反应很好。1999年初，我萌生出一个念头，何不自己办一所中文学校呢，那样我就可以更好地实践自己的想法了。

“唐人”成为连接中瑞的桥梁

在丈夫的帮助下，我开始了办学的准备工作，注册学校，印材料，发广告，租教室等等。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年4月，“唐人中文学校”在苏黎世正式成立了。第一批学生一共15人，全部是瑞士人。之后，我们在瑞士德语区的其他几个城市，如文特图尔、圣加仑、巴塞尔等地陆续开办了分校，当年年底，学生人数便增加到50多人。除中文班外，学校还开设了书法班、烹饪班等等。来我们这里学习的瑞士人中有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有打算去中国旅游的游客，也有纯粹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慕名而来的人。他们短的只上几天或几周课，长的已经上了两年多，也就是说从学校创办那天起一直坚持到现在。

学校现在已有固定教师15人，这些人全部是师范出身，平均教龄在10年以上。学校用的教材大部分是我编写的。在教学方式上我一直强调，不仅要教授中国话和中文字，而且要向学生们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两国文化间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向瑞士学生介绍中国人的日常礼仪。就拿送礼来说，在瑞士，当一个人收到礼物时，应该当着送礼者的面把礼物打开，否则就是不礼貌。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会被认为没有教养。另外，我们还用各种办法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例如讲个历史典故，说个笑话，一起唱支中文歌，等等。我希望，“唐人”能够成为连接中外文化的一座桥梁。

除了向瑞士人介绍中国语言文化以外，唐人中文学校的另一个重点是华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它是瑞士第一家正规的中文学校，在300多名学生中，将近半数是华人子女，这就是所谓“儿童班”。

最难办的是儿童班

提到儿童中文班，唐校长面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这不禁令我感到有些意外。

学校开办以来，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这些孩子们，让我耗费最大精力的也是这些孩子。

1999年底，唐人学校成立半年多后，一位中国孩子的家长找到了我。他问我，学校有没有儿童班，他想送孩子来这里学中文。之后，不断有华侨家长提出类似的要求。在海外，华人子女的中文教育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作为一位华人母亲，我更能体会到这些家长的苦心。与他们一样，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会中文，不忘本国文化。此时我感到，为下一代华人提供中文教育是我肩负的责任。

2000年春节过后，“唐人”的第一个儿童中文班在苏黎世正式开课了。那天一共来了15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这些孩子年龄从3岁到10岁，中文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一堂课下来，大家都觉得效果不好，老师精力有限，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孩子。于是决定分班，15个孩子按中文水平高低分成3个班。对于学校来说，必须为此增加两名老师，这意味着支出也增加了两倍。由于每个班的人数太少，收来的学费根本无法支付老师的工资，所以赔钱是可想而知的。

儿童中文班开课以后很受欢迎，一下子便在华人圈子里传开了。在瑞士的华人居住非常分散，于是我们又陆陆续续在其他几个城市开办了儿童班。我的想法是，哪里有需要，我们的中文班就办到哪里。其他地方的情况和苏黎世差不多，我们都是将孩子按中文程度分成几个班，小的班往往也只有几个人。直到今天，儿童班一直在赔钱，能够维持下来，全靠用成年班赚的钱往里贴。

其实赔钱只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办儿童班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每天从早到晚，不断会有家长打来电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述说各自不同的问题。因为孩子年龄小，在管理方面也要困难得多。学校只有成年班的时候，我还在外边语言学校兼课，可现在根本不可能了，即使把全部时间都投进去还总是感觉不够用。

但对此我绝不后悔。我是个不喜欢走回头路的人，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我就会把它做到底。只要我还赔得起，就一定会把儿童班办下去。

幸亏有老公支持

这时，我向唐校长提起她那位老实的瑞士先生。唐校长略微停顿了一下，眼中隐隐闪出了泪光。

如果没有丈夫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刚刚决定办学校的时候，几千份广告都是他一手设计，亲自寄发的。他是一家救援中心的职员，工作本来就很紧张，每天一到家，他就马上开始处理学校的事情。他负责学校的财务、网页设计、广告等等，还要帮着照看儿子，料理家务。

在我的记忆中，丈夫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那时因为儿童班的事搞得我焦头烂额，人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丈夫一方面着急，一方面又心疼我，气得骂我是在“自讨苦吃”，是个“疯子”。但是之后，他又来安慰我，而且一如既往地帮助我。其实丈夫也有道理，以前我在别的学校教课时，每天工作只有几个小时，收入不错，而且还有时间顾家带孩子。可现在，我却连请个帮忙处理学校杂事的人都负担不起。学校成立的时候，儿子刚刚一岁。两年当中，我欠了儿子许多，也欠了丈夫许多。说实话，如果回过头来再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有这个勇气。

谈话在略显伤感的气氛中结束了。但是在唐校长伤感的话语背后，我并未听出任何退缩之意。我知道，她与生俱来的坚韧和勇气足以支持她把唐人中文学校继续办下去，而且会办得更好、更出色。

不久前，为支持北京申奥，唐校长在学生中积极宣传，征集了上百名支持者的签名。这让我又一次想起采访结束时唐校长那句发自肺腑的话：“我盼望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重振盛唐雄风。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