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可能免不了遇到交通违规的事情，不少国家的交警存在塞点钱就高抬贵手的情况，这在新加坡绝不可能。新加坡是一个法制很健全的国家，在新加坡犯罪率也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也有不少名校，很多父母都希望送孩子上名校，但孩子上什么小学，却要由严格公正的抽签来决定，学校不会因为谁的父母是高官就接受谁。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副教授吴逊说，新加坡人民不会把办事直接和经办机构和人员的利益挂钩。新加坡民众在和政府的日常接触中，能够感受到社会公正和廉洁的作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会转化成为对法规的遵守。

积极推行行为养成教育

一位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人介绍说，新加坡禁止在公共汽车站旁边停车。有一次开车，他在地铁站旁边的公共车站刚放下朋友，马上就看到有普通民众拿着相机拍车牌号，这种公民自觉的监督也是一种强大的威慑。

在新加坡的公民有着这样的自觉行为，这与新加坡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新加坡学校积极推行公德教育，尤其是行为的养成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如何做好公民”的课程，通过讲故事、学课文的方式告诉学生们应该怎么做，重在实践，没有考试。而有些理念的推行，不仅在这门课上，在中、英文课本中也有传播公德的思想观念。

教育并不局限于课堂。新加坡历史上搞过许多教育公民的运动，例如讲华语运动、反随地吐痰运动。新加坡1979年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也就是推广使用普通话。一开始很困难，因为很多华人来自福建、广东等地，习惯使用自己的方言。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说，讲华语运动开始后，电视、电台突然都停播了方言节目。当时台湾和香港电视剧非常流行，但都是福建和广东话版本的，新加坡就进口这些电视剧后都转换成普通话再播出。现在的新加坡华人如果会说汉语，那么他说的一定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SITESERVER_PAGE]

“恶法也是法” 没有钉子户

在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土地拆迁征用的问题，新加坡政府的处理方式，在很多人眼里有点过分。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顾清扬认为，恶法也是法，不好的法也要变成执行很好的法。

政府征用土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新加坡最高法院规定：政府是决定公共利益的恰当机关，它认为是公共利益的，就是公共利益，如果政府已宣称某一目的是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就假定政府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这个目的是公共利益。

对于土地拆迁赔偿，新加坡有许多严格的规定。新加坡政府在土地拆迁时，要确定房产为什么涨价。比如7年之内，因为政府修建了名校，使得附近的房产升值，政府如果征地的话，并不补偿房产的增值部分，因为这部分的增值是政府的功劳。

为了不给国家带来财政负担，还有“就低不就高”原则，新加坡政府征用土地时一开始规定按照1973年的价格来赔偿，1986年修订过价格，所以1985年征用土地的时候用的是1973年的价格，这个价格虽然较低，因为房价是在不断上涨的，但却是客观数值，无可争议。

新加坡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该国的法律设计得极为严谨、清晰、全面，土地赔偿的价格没有歧义性，执行上对所有人、所有地区都一样，房产所有者即便认为是恶法，也无可争议，如果拒绝执行，那就是违法。没有漏洞、无懈可击的法律设计，公开透明的执法，据说，40多年来，极少有民众和政府为了土地拆迁打官司的。在新加坡，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钉子户。

官员表率作用是关键

政府要做到令行禁止，首先必须要让所有官员成为严格执行法规的表率。新加坡很注重法制，能否用法律建立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关键在于法律面前做到一视同仁。

制度的设计创造了公平的环境。新加坡政府尽量减少基层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新加坡，法律规定得非常细致和明确，比如申请牌照，按照规定的标准来和自己的条件一一对应，而不是让执法人员来决定。“你满足所有的条件，系统就不会拒绝你。”正是因为减少了基层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避免了低层次官员的腐败现象。而底层官员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们的腐败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