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检察日报) 许多父母把望子成龙的美梦寄托在子女出国留学这条路上，而这条路其实也是一条大把金子铺就的道路。于是，个别身为国家公务人员的父母不惜以身试法。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已连续查办了数起父母为子女出国留学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案件，其情可悯，其行可悲。
1、再苦再难也要让儿子出国
前不久，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文献建设部原主任乔文明因受贿16万余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庭审结束后，乔文明泪眼婆娑地对旁听的妻子说：“记住，再苦再难也要让乔辉(化名，乔文明长子)出国。”他的妻子含泪点了点头。
今年47岁的乔文明出生于农民家庭，靠着自己的刻苦努力，成为老家人的荣耀。他有三个正在读书的儿子，学习都很刻苦，特别是就读于上海某知名学府的乔辉更是乔文明的骄傲。但妻子不识字也没有工作，他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五口人，生活过得很拮据。
乔文明的最大梦想，就是三个儿子都能成才。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出国留学热的兴起，他更希望天资聪颖的儿子能到国外深造。然而，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钱，仅靠自己这点工资，是不可能供得起儿子留学的。
从2002年起，图书购销回扣风悄悄刮起，这令手中握有图书采购权的乔文明的梦想也有了一条实现的“捷径”。
徐州师范大学搬迁至新校区后，一座崭新的图书馆落成了，急需购进大批图书。作为文献建设部主任，乔文明负责部分书籍的采购工作。每年经手的采购费用近百万元，自然有经销商瞄准了他手中的权力，明扣暗扣一齐送上来。面对送上门的好处，乔文明当然是来者不拒，明扣一律交学校，暗扣自己留下。
据检察机关查证，2002年12月开始，乔文明先后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在采购图书的过程中，收受图书经销商给付的回扣20余万元，乔文明实得16万余元。看着腰包越来越鼓，他觉得自己离梦想一步步近了，其实这也让他离失去自由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2005年，一场针对教材回扣的反商业贿赂风暴从南京刮起，乔文明意识到情况不妙，但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查到我再交也不迟”。2005年 11月初，乔文明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此时，乔辉因为成绩优异，学校正准备保送他出国。乔文明感觉上天跟他开了个大玩笑，所以庭审结束，他说出了那句最想说的话。
2、梦想就在儿子弹钢琴的手上
今年48岁的徐州市商贸局房管所原所长刘勇，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极具音乐天赋的儿子泽佳(化名)身上。泽佳从小聪慧伶俐，学习钢琴又很刻苦，音乐考级一路过关斩将，几门主课也没耽误。
转眼，泽佳面临高考，他的报考志愿只有中央音乐学院。面对激烈的竞争，刘勇对儿子的信心却有了微妙变化。在他人指点下，刘勇和妻子最终决定，让儿子到新加坡留学。至于20万元的留学费用，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很快，他们便给儿子办妥了赴新加坡留学的手续。
随着交款日期的临近，钱还没有着落，夫妻俩着急起来。刘勇最终决定铤而走险，用手中掌管的巨额公款作质押，从银行贷款给孩子上学用，想以后再设法把钱还上。商贸局的办公室主任平日里与刘勇关系不错，有难必帮。刘勇便提出借他的身份证贷款给孩子上学用，对方痛快地答应了。
2002年10月29日，刘勇把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证交给妻子，并安排自己下属单位的主管会计和现金会计一起拿着房管所两张总计30万元的存单，以及单位公章、印鉴等物品，协助妻子办理贷款手续。一笔25万元的巨款就这样贷到了刘勇手中，泽佳带着这笔钱出国了。
靠工资，刘勇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这笔钱。2003年5月和8月，贷款到期，银行催要不成，于是从质押的30万元公款扣划贷款本息25.3万元。
刘勇知道自己没钱补上这个窟窿，再次从公款上打主意。2003年12月下旬，商贸局某下属企业负责人来开会，刘勇以房管所的名义向该企业借了25万元，并安排主管会计王丰(化名)以单位名义打了张借条。刘勇用这25万元还上了银行的贷款。
2004年初，由于工作调整，王丰成为新任房管所所长。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患上了胰腺癌。王丰有一个心结，就是那笔自己以单位名义打了借条，实际上交给刘勇的借款。为了避免死后背黑锅，弥留之际，他向商贸局领导说出了真相。事发之后，刘勇只得卖掉房子、东拼西借凑足了25万元钱，还给了那家企业。
2005年6月25日，接到举报的云龙区检察院对刘勇立案侦查。同年11月14日，法院认定刘勇挪用公款25万元，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3、为让女儿留学夫妻双双被判刑
在被查处以前，郭治灵和文永生这对夫妻事业有成，非常令人羡慕。妻子郭治灵，原任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成套设备公司总经理，丈夫文永生原是徐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然而，这对曾经令人羡慕的夫妻却因贪污受贿双双入狱，起因竟是为了供女儿在英国留学。
郭治灵与文永生的女儿学习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为了让女儿能有好的发展，他们决定送其出国留学。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孩子学不到什么特殊技能，但有英语这个“老本”也足以供她好好生活了。经过再三挑选，他们选定了英国一所比较好的学校。2000年，女儿如愿去了英国。然而，英国的留学费用非常昂贵，女儿三年在英国留学的学费大约60余万元人民币，每学期郭治灵都要给女儿汇去1万英镑。尽管夫妻二人收入不菲，可供女儿留学还是远远不够。
为了解决女儿的学费，郭治灵把手伸向了单位的账目。她利用担任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成套设备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采取虚列支出，以假发票、假收据入账，隐瞒收入，重复报销等手段，共计贪污公款52万余元、挪用公款15万元。2003年下半年，郭治灵被云龙区检察院立案查处，赃款被全部追缴，同年年底，她的女儿被迫终止了在英国的学业回国。2004年3月，郭治灵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妻子在为女儿的学费做“打算”，文永生也没“闲着”，他最终也因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被云龙区检察院立案查处。2004年5月，文永生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采访手记：加强对官员子女出国留学的监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徐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先后办理了多起县处级领导干部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如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庄玉斌受贿案、徐州市纺织集团原总经理高平受贿案等等。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出国去深造。曾经轰动一时的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因犯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就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
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件具有怎样的特点？如何有针对性地对此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日前，笔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仁善。张仁善认为，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望子成龙型：
有些父母怀着让子女成才的良好愿望，像乔文明、刘勇等人，为了使子女能够出国留学，不惜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害了自己也害了子女，最终追悔莫及。这些人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
互相攀比型：
有些人看到别人子女出国留学，认为是“有能力”的表现，而自己的子女在国内显得“没面子”。为了跟风，他们想方设法贪污受贿，将子女送出国去留学深造。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
招财进宝型：
一些手握重权的人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大贪官毕玉玺的儿子在英国留学既是毕玉玺敛财的原因，也是其敛财的主要借口。毕玉玺夫妇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说儿子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玉玺之子的账户上。
转移赃款型：
还有一些贪官忙于把子女送到国外，美其名曰出国深造，实际上是转移贪污受贿巨额赃款，将黑钱“洗白”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心中理想的赃款“投资” 方向。他们比谁都清楚，通过权力寻租换来的金钱是不牢靠的，一旦自己栽了，这些巨额财产不仅不能享用，更是犯罪证据，因此急于将这些钱转移出去。
为出逃铺路型：
国内个别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通过送子女到国外留学而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国外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国外置办房产，为自己以后外逃铺路。远华案件中的蓝甫就是先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上学，再为儿子买别墅，向赖昌星一次索贿30万澳元给儿子汇去。眼看要败露时，他立即仓皇出逃澳洲。
如何加强对官员子女出国留学行为的监管？张仁善教授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从2004年 7月份起，中纪委已在湖北省襄樊市、山西省朔州市和北京市石油机械厂、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电力公司4个地方(单位)开展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备案试点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项试点工作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对那些企图借为子女提供巨额学费之名，暗度陈仓、转移赃款、预备出逃的贪官们，无疑是个有力打击。在全国推广领导亲属出国申报制的同时，还需要对领导亲属出国申报在社会上进行公示，形成群众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的合力，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