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科学的明珠垂青他们时，他们才被世人广泛关注。但在经济学领域，他们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他们的学说已成主流。

　　而这三位经济学家也与中国有着深深渊源。在中国当代经济学界，多位顶梁学者曾师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他们眼中，导师给予他们的不仅是学问和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和坦诚的人格魅力。

　　埃里克・马斯金

　　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深邃而刚毅的目光，相貌平平的外表，这就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得主之一，被誉为“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埃里克・马斯金。

　　谦逊而热情

　　10月15日，得知荣获诺奖的时候，马斯金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激动和惊讶，而是说：“很多人都能获得这个奖，这就像中六合彩一样。”第二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起床后早早便去了办公室工作。

　　而在接受诺贝尔网站总编辑亚当・史密斯的采访时，他仍然非常谦逊地表示，赫维奇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我很荣幸能和赫维奇、迈尔森一起获得这个奖项，其实我取得的成就只是站在赫维奇的肩膀上。”马斯金说。同时他还透露，许多年来，他一直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赫维奇，“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但我现在有点担心，现在获得这个奖对于赫维奇来说是不是太晚了，毕竟他已经90岁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是马斯金的得意门生，他介绍，生活中的马斯金是一个极为谦逊的人，“待人非常好，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理性的人，并且非常热情。”

　　李稻葵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要采访他，他肯定说我没时间；你再坚持，他会说请你写下来要采访的问题；等你写下来了，他会说给我两个星期时间准备。两个星期之后，他可能会说对不起，我太忙还没有时间看，再给我一星期吧。一星期之后，他说可以采访了，不过只能回答前三个问题，但每一个问题他都能仔细回答，滴水不漏，每个词都用得精确。有些人可能是让记者来了却还没准备好，而马斯金会认为如果没准备就接受采访，既耽误记者的时间又耽误自己的时间，宁肯把采访时间推后，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是最好的，这就是他做事的风格。”

　　据一位曾经和马斯金有过接触的国内学生介绍，在有幸聆听了马斯金来中国的讲课后，该学生对马斯金的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可在阅读马斯金的作品时却发现，马斯金在早期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在寻遍了书店和图书馆之后，仍然没能找到。最后，只好给远在美国的马斯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的想法，看他能不能给我一份电子版，因为名人一般不会轻易回复别人邮件的。”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收到了来自马斯金的回复。在回信中，马斯金询问该学生的具体地址。几天以后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一封快递，而邮件的签名让他大吃一惊，“原来他把论文邮寄过来了，当时真是太激动了。”

　　另一位上过马斯金课的学生回忆，有一天因为一个问题上课时没听懂，下课以后便向马斯金请教。但由于该学生此前对马斯金所讲的领域了解并不是太多，所以对很多基础性的知识并没有弄明白，“现在想来，当时我的问题真的很幼稚”。然而，马斯金从基础理论开始讲起，直到2个小时后把问题彻底讲清楚，“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耽误马斯金吃饭了，但是这时早已过了吃饭的时间。”

　　埋头苦干的“教父”

　　马斯金虽然只有50多岁，却因为自己的成就很早就是学界德高望重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之一”。

　　虽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教父级人物”，几十年来马斯金却一直埋头默默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也对马斯金这种埋头默默工作的精神表现出极大的敬佩。林毅夫在他近日于北京大学举行的“马歇尔讲座”预讲中，对去年“马歇尔讲座”的主讲人马斯金赞不绝口，并用“要向马斯金那样默默埋头工作，取得更大成就”与在座的专家学者共勉。

　　马斯金正是凭借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不断超越自我，作出比前人更大的成就。马斯金年仅31岁时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虽然有大量论文发表，但他却没有出版过一本专著，“主要精力都用来做研究了”。

　　1977年，马斯金完成论文“纳什均衡和福利最优化”，但该文时隔22年后于1999年才正式发表，并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在该文中，马斯金提出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在证明充分条件时所构造的对策被称为“马斯金对策”，并广为流传。

　　马斯金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将博弈论引入了机制设计，而同在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维奇是他之前最为重要的机制设计理论学者。此前，机制设计只是从中央计划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马斯金超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并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命令人们怎么去做，而是设计好一个机制。人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情，在这样的机制引导下行动。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马斯金早期的许多研究工作专注于“执行”理论的研究。该理论强调，当一个人能制定程序规则时能确保社会可以从一系列的选项中作出最好的选择。自那以后，许多执行理论的著述都受到了马斯金开创性研究的影响。“马斯金在理论上的贡献绝对是非常基础性的，是近几年授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最为重要的之一。”李稻葵说。

　　严谨的治学态度

　　虽然在平日里待人非常热情，但在学术上，马斯金对学生的要求却极为严格。

　　李稻葵教授回忆，当时在做博士论文时，马斯金并不告诉他论文题目，而是只告诉他几个原则，然后要他准备十个题目，并写下研究思路，“他往往只问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看出你对这个题目准备得不够充分，然后要你回去继续准备。”经过反复的修改，反复完善，才可以通过论文选题。而在论文的写作中，是更为严格的要求，“每一个细节都会反复考虑，唯恐有一点点马虎。”

　　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马斯金培育出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如今年同样获奖呼声很高的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

　　同样，在我国，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马斯金的学生，如著名的马斯金的“六大弟子”，除李稻葵教授之外，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经济学家许成刚教授、白重恩教授、王一江教授、邹恒甫教授。

　　梯若尔及其同窗弗登伯格合著的著名教科书《博弈论》的前言中，二人对马斯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马斯金是那一代经济学者中最好的老师，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最多最出色！

　　中国人的老朋友

　　武汉大学高级中心主任邹恒甫在听到马斯金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地说：“马斯金和迈尔森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老朋友了，感谢他们为我们培养了一些好学生，对他们的获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马斯金此前曾多次来中国讲学。据了解，只是到武汉大学讲学就去了3次，还曾到中央财经大学讲学2次。此外，清华大学等高校也留下了马斯金教授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谈话。而每次讲学，马斯金教授都不会是讲一次课就一走了之，而是会系统地对一个问题进行讲解，“往往只要到中国来讲学就要讲几次课，确切地说是开一门小课，而不是简单的讲座”。而出于对中国教育的支持，马斯金在中国讲课大都是分文不取，“他对中国教育表现出极大支持，总是义务支持”。

　　在2004年，马斯金还受邀担任了武汉大学名誉教授。目前，马斯金还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11月初，马斯金又将前往该校讲授《重复博弈理论专题》课程。

　　他在美国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更是以“最喜欢帮助中国学生的老师”闻名。马斯金非常乐意指导中国学生，此前他曾经表示，“我很高兴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接收一两个中国学生。”他认为，中国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不仅有深邃的理论追求，而且也非常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将这两者分得很开，不会同时关注这两点。这应该是中国学生最特殊的气质吧，也是我极其赞赏的方面。”据称马斯金到普林斯顿后还经常要他的中国学生们为他推荐中国学生。

　　同时马斯金对中国进行的改革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正是由于他的理论与中国改革密切相关，吸引了一批80年代中期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纷纷拜在他的门下。李稻葵告诉记者：“选择马斯金作为导师，正是看到了机制设计理论对于中国改革的广阔空间。马斯金研究的领域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最为贴切的解释，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