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集中学习的场所，教师是一个引导学生学习的辅助工具。直呼其名在接触初期大概有不礼貌之嫌，但是，如果你仔细体味，它是否帮助我们避免一些称谓上的难堪？是否将我们由一个社会的人变成了个体的人。它其实表达着一种平等、自然，甚至亲切的意义？

　　周全性与务实性

　　美国学校还教给我了一个很优良的解决问题方法：三种方案。做任何一个建议或设计任何一个解决方案时，教授们总是鼓励学生提供三种方案：理想状态下的；可接受的结果和失败案例，还要对结果在各种情况下做一个分析，准备出不同的应对措施。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老师总要求学生准备三套方案：最理想；较理想；极不理想。设计不同的目标，准备不同的对策。
　　记得学习“可行性报告的策划”课程时，我们的最后考试是提交一份为自己或企业写的商业可行性报告并在商学院旗下的州立中小企业投资委员会上做演讲。有位同学写的是关于自己要建一个小小咖啡馆的报告，他的报告比别的同学为企业写的报告要简易得多，他没有用华丽的文字和大量的市场数据去铺垫他的事业，也没有将咖啡馆的长远规划写得很宏大，但是他将咖啡馆的投资分段计划、分段经营手段和回报分析写得很详细。他特别提到了在经营最好的状况下，他的回报计划是怎样安排的，在经营出现不可预见的风险时他的回报预防措施是什么。在评委评价时，他的论文分数并不很高，但他是唯一一个当场就获得了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学生。为什么呢？投资人说，他看上的就是这个学生在分析投资回报上的周全考虑。这说明他对投资者非常负责。
　　为了获得MBA，我在美国的商学院里修过16门课。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毕业自全球知名学府哈佛大学的，耶鲁大学的，有伯克利的，也有众多毕业于我们当地大学的。选课时对授课老师学校一般都有一个介绍，特别是对他们往年教学的评估。最初我选课时总以教授毕业的学校名气大小为衡量标准。
　　在选修“统计学”这门课时，我选了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的课。学这门课相当艰难，一是统计学比较难，二是统计学的术语很多。我一学期上了11次课，哭鼻子多达9次。开始我觉得大概是外国人，语言差异造成了我学习此课的失败。在和班里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其实美国学生也有一半的人对老师课堂讲的很多东西都听不懂，后来班里同学组织起来一同给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学校给老师提出了意见，随后办公室还派人来听课、跟踪，这门课我以期末成绩B了结了，下一个学期我听到了选修耶鲁大学这位老师的下届同学去学校办公室又反映了对此教授的同样不满。这个老师在这个学期结束时被解约了。
　　慢慢的我知道了选课上不能只看重教授是否出自名校，最关键的在于他/她教授的课是否为学生喜爱，给学生带来价值。学校还设有开学的一周的试听制度，让新生对老师的教学方法有一个初步了解，如果学生觉得此课或此老师不适合自己，他/她有权利在试听后做出或继续选修或终止的决定，比较公平公正。
　　做任何事都提前计划，明确目的，求实，有备无患，这些在美国学到的方法不仅仅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甚至于我人生也受益匪浅。我在美国生活过七年，有很多同学、同事、朋友，生活在他们之中，我看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自信、自豪的事实：在对知识的吸取、理解和消化上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输与美国人。我们的反应速度甚至更快。美国人未必比我们中国人聪明多少，但在无数领域美国创造了很多惊人的世界奇迹，而我们没有。为什么呢？这大概与美国人做事时认真计划，目的明确，周全考虑不无关系。就是工作上节奏细致和目标明确成就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