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来源于搜狐网《南都周刊》“幼童留学潮”一期。

   [导读]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富甚至中产家庭，依旧宁愿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送孩子走出国门接受国外的教育。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甚至对中国的大学失去了信心。

    全文内容>>> 以下节选：

　　自助还是找中介？

　　回想5年前，刚刚做出“去英国读高中”决定时，尽管父亲的朋友热情介绍了一家中介公司，但是王嘉琳还是半信半疑。于是她自己在网上查阅学校资料，也尝试通过电子邮联系英国高中，其中包括Royal Russell在内的名校。

　　但是王嘉琳寄出去的几封邮件都石沉大海，只有一所名气较小的学校客套性地回复了她：谢谢你关注我们学校。后来，王才发现，当时英国学校并不接受个人直接申请，一定要通过中介等渠道。

　　于是，在妈妈的陪同下，她来到位于上海繁华商业区淮海中路上的出国中介门店。中介给王嘉琳介绍了很多英国教育制度，都是她以前未曾了解到的，并建议她从A level读起，中介的专业感让王嘉琳多了几分信任。

　　王嘉琳向中介描述了自己未来的理想大学，然后中介推荐她申请三家A level学校。当场，王嘉琳的妈妈就和中介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由中介跟对方联系，帮助申请学校，需要在中国考核的，中介提供考场，学校发放offer后，由中介帮助办理签证。中介费用为1.5万元。

　　在合同的所有细节都得到了履行后，王嘉琳如愿来到了英国。尽管在随后的每一年，中介都会给她发来电子贺卡，客户关系维持得不错，但王嘉琳还是为当初自己对中介过于轻率的信任，感到有些后悔。

　　出国留学者中有一半以上是通过中介机构获得留学信息、联系留学院校、申请签证的。中国的留学中介始于19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留学中介和殡葬等行业，被列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从2000年起政府对留学中介机构实行特许资质后，国内正规留学中介机构得以规模化发展，2003年是留学中介的鼎盛期。2004年开始，随着国内大专院校与国外名校联合办学，以及国内预科班的兴起，留学生客户被不断分流。

　　王嘉琳准备出国的那年，留学中介市场近来已经经过了一轮市场洗牌。比如新西兰留学项目，从一开始要价3.5万元，到那年，敢收1万元的中介也已经不多。环境的恶化，以及竞争的加剧，挤干了留学市场的水分。

　　“从2005年开始，关于留学中介的负面报道变少了，很多服务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的留学中介都逐渐被淘汰出这个市场。”北京澳际留学总经理王薇告诉记者，能够活下来的留学中介，其实论服务和专业素质，都是还算不错的。

　　他们和学生并不是同一战线的

　　即便如此，王嘉琳还是明显地体会到：自己的留学顾问并没有真正到过每所学校，对学校的升学比例、环境也不了解。中介推荐给她的一些学校，只是因为之前做过案例，比较有成功把握，而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她做恰当的选择。

　　“如果我再选一次的话，可能不会都听中介的话，A level会申请伦敦的学校或者别的要求更高的学校。”王嘉琳说，“因为中国学生一次可以申请三个学校，自己有一个保底offer，其他两个其实可以博一博更好的学校。”

　　“有的学生可能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中介最大的一个作用，并不是可以帮你申请到学校，而是在你的基础上可以帮你申请到更好的学校。”华恒教育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宋尧告诉记者，很多中介公司就是利用学生急于求成的心理，提供稳健的但不是适宜的服务。他们和学生并不是同一战线的。

　　据统计，1978-200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量为141.7万人，而2000-2008年7年间，出国留学的人数是108.32万人，占总量的76.44%，超过2/3的人是在2000年以后出国的。

　　2008年对于留学市场来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此之后，留学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先是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22.93万人，较2008年增加4.95万人。

　　除去考生和家长对当前国内就业前景信心不足、就业压力大等社会原因，在威久留学碰到的案例中，还有不少家长因为子女在国内读不下去，就选择出国，希望能够“镀金”了以后再回国发展。国内的高考竞争太激烈，中等成绩的孩子可能最后只能落到二三本，但这个成绩的孩子出国却大部分能考上前200名以内的高校。还有很多计划移民或盲目跟风的富裕阶层，中国的孩子开始更早地走出国门。

　　随着留学市场逐渐成熟，“能把人送到国外”就算成功的日子再也一去不返了。同时，随着留学项目的多样化，留学的增值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语言培训、留学金融、移民服务、职业介绍等，单一的留学咨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越来越低龄

　　在威久国际教育盛典上，阿军带着妻子和正在念初一的儿子也到了现场。他们一家在澳大利亚留学顾问那里逗留了很久，耐心地询问着有关澳大利亚哪个区的高中升大学比较方便。当听说澳大利亚念书的一年总费用大概在15万左右时，阿军默默地心算了一下。

　　阿军的儿子在一边一直低着头，棒球帽压得很低，盖住了脸，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从他爸对他的让人泄气的介绍中就可以知道，这可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

　　阿军告诉记者，儿子读书不卖力，而且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有在上海落户，所以儿子如果在上海读高中，也参加不了高考，还不如读完初中，就把他送出去。至于那近百万的留学费用，阿军说：“真的送出去了，也还是要拿出来的。”

　　像阿军这样从孩子很小就考虑出国念书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多。“从教育展的人流情况就可以看出来”，那位澳大利亚留学顾问告诉记者，以前来参加教育展的，大多是学生自己过来，而现在，一眼望去，近一半都是家长。

　　“在07年之前，大部分的出国学生还是以研究生为主。”威久留学上海分公司经理徐冉一边说一边画着示意图，“从0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出国，而到了这两年，初中生毕业到国外读高中已经是一个流行态势。上海的四大高中，80%的学生都有考过SAT或者是A level考试，也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了在国内高考和出国的条件。”

　　为了抢夺这个新的市场，威久留学已经开始“授课圈地”。他们正在和各地的教委谈一些高中生的合作课程。接受了这种课程的高中生在国内读完高中以后，也就同时具有了国内高考和到国外直接读大学的能力。

　　这个合作课程将在今年9月份的一些高中进行试点，而威久将从中享受到一个品牌的植入效应，徐冉认为，那些早早接触到留学预备课程的学生将在以后考虑出国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威久”。

　　像威久这样，出国总量排在全国前三名的留学中介，总免不了要标榜自己的流水线规范服务和专业、资源上的优势。而像华恒教育这样的小公司，则反复强调着其做好高端的业务诉求，反复重申自己有别于大中介公司的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

　　宋尧最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他去咨询别的中介的时候，别人不断地打击他，并且只肯承诺100名左右的美国学校。最后她帮他申请到了排名前50的南加州大学。“在幼童留学业务上，因为尚未成年，中介还要为其找好在国外的法定监护人，并提供保姆式的跟踪服务。”宋尧介绍着华恒的业务特色，“我们还为家长准备好了每年一次的探亲签证。”

　　在采访中，记者还感受到，无论是大中介还是小中介，对于一些没有获得教育部资质的咨询公司，他们都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进行排挤。而咨询公司则以自身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死板的成功出国，还包括今后的职业规划等来予以还击，并可以给出低廉得多的业务报价。

　　比如提供出国自助申请培训的Be Beyond机构，费用为8800元，只提供自助申请培训和材料修改服务，与传统的中介服务形成竞争，不少人选择上培训班，跳过中介的环节。但据了解，澳洲和英国的很多公立学校，尤其是初高中阶段，还不能接受自助申请，必须通过中介。

　　相比很多留学机构为了争夺中小学市场而绞尽脑汁，上海新东方的业务前景则要乐观许多。上海新东方学校国外考试部主任王文山告诉记者：“新东方介入留学咨询行业已经有8年了，我们并没有像很多其他中介机构一样一直在打广告，一直在营销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学生，而我们的学生，就在我们的语言培训教室里。”

　　北京环球雅思学校校长张永琪曾预言，未来只有三类留学服务机构才能生存下来，“一是综合性的‘语言培训＋留学服务’类型机构；二是大型留学中介，通过高投入高产出，在业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三是专业性留学服务机构，即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留学服务环节做到行业拔尖”。

　　家长的算盘

　　目前的出国留学费用，以美国为例在美国中学一年的总费用是在4万到5万美金，在那边读完高中，然后继续读大学，读研究生，一起算下来，费用差不多要在两三百万元人民左右。

　　根据中介的行业数据显示，09年中国留学人数超过20万，以每个人培训和中介投入5万元计，这个留学中介的市场就超过了100亿。

　　“中小学生这一块的业务一直在增长，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里的市民意识超前，而且相对来说更加的富裕。”华恒教育上海公司总经理宋尧告诉记者：“我们当前的业务总量中，有30%到40%的业务就是针对中小学生。”

　　根据国家的不同，中介收取的费用也不同。目前威久留学对幼童留学美国的中介费用大约在2.5万元，英国大约在1.5万元。华恒教育对幼童留学美国的收费标准则是在2.8万元左右。

　　很多家长，包括阿军在内，都有类似的困惑：这些动辄万元的昂贵服务收费是否合理？因为留学中介看起来好像是“无本生意”。

　　其实一家留学中介的日常开支还是挺大的，一般留学中介都要租用高档写字楼，其租金相当昂贵；人员工资也是很花钱的一项，因为留学中介服务专业性强，外语水平要求高，一般的工作人员月薪从2000到8000元不等，管理人员的月薪大约在1万元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广告宣传费，作为服务性行业，其广告宣传一般占很大的比例。像威久留学每年大约会投入约占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的市场销售额来自我宣传。而类似于在华亭宾馆举办的教育展，每场也将至少花费近十万的费用。

　　不过对于中介费的耿耿于怀，还是让阿军找到了很多的“零中介费”的代理机构。像澳大利亚、英国等地，教育已经被“产品化”，每所学校为了最大程度地推销自己的“产品”，纷纷寻找代理机构，后者的收入来源则主要是校方支付的推广费用，或者按“产品”销售额的返点。

　　但是零中介费代理机构的口碑则让人感到心惊胆战。阿军问了一圈朋友，收获的信息大多是贬低多过褒扬。有一位受害者的经历让阿军记忆犹新：原本以为是梦想的殿堂，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是瑞典当地一所学历得不到承认的野鸡学校。

　　阿军在威久留学教育展的现场，还咨询了一下相关的金融服务。因为要办理去澳洲的签证，需要提供40万元的留学担保金，存期满半年，否则签证无法通过。如今，出国潮日渐风行，出国留学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各家银行力推的业务。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银行也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伴随中国低龄留学潮，以新贵和知识阶层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正在悄然兴起。这波移民潮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

　　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与潘兴明教授合作编著的《转型时代的移民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简称“陈”）

　　低龄留学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南都周刊：84万人放弃高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有21%的人选择了低龄留洋，对“弃考留学”现象，您怎么看？

　　陈：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据我所知，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从高中甚至初中教育之始，就准备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旦选择进入“剑桥中心”、留学直通车等学校，就意味着告别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早开始适应国外的教育方式。这也不排除另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免于受高考的摧残，有一定的逃避心理，把国外大学想像成了“庇护所”。

　　南都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陈：国外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国外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优势资源，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适应他们的教育方式，并且有能力承担国外的教育成本，那么就可能走上一条低龄留学的道路。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需要对未来生活的高额先期投入，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刘：只要一个人有能力，又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毕竟是一项个人的选择。

　　陈：培养一个孩子在国外完成从中学到大学阶段的学业，需要两三百万人民币的投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具备了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局限于新富和中产阶层，甚至大城市的工薪阶层也愿意卖掉一套房子，作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也是有“风险”的。从近几年的就业市场看，即便从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反之，从国外接受教育回来也不一定能在找工作的时候占据优势。留学国外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

　　留学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同时是一种文化资本获得过程

　　南都周刊：低龄留学海外，在国外的“扎根”能力就越强？

　　陈：留学海外的年龄越低，小孩子适应当地语言能力越强，这为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奠定了基础。低龄留学海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比如监护人的不在场，如果孩子自制能力较差，容易学坏，非但没有学到知识，反而挥霍了父母的资财。

　　但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低龄留学海外的学生，将来在融入西方注重独立思考、批判分析和实践操作的教学模式方面，会有更大优势。出国念中学，也更容易衔接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往出国留学的主力人群是博士、硕士，就已经晚了，你可能获得知识层面的提升，但思维模式却已经固化了。

　　刘：我不太赞同，低龄留学的好处是语言适应和掌握能力快，但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中华文化常识和为人处事的能力，未必能在国外真正扎根。

　　南都周刊：有能力承担低龄留学投入的家庭，是否意味着他们占得了将来资源优势配置的先机？

　　陈：低龄留学客观上为将来在国外定居创造了条件，但以此为移民手段的家长现在不是主流。大部分家长看得更加开通，孩子在国外求学和长期居住，更多是积累了融入西方社会的经验，吸取一种更开放的思维方式，为人生做好长期储备。

　　但不可否认，有一些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留学和长期居住的经历加高了他们的起点，其中也不乏人在国外乱加挥霍，成为“留学垃圾”，而回到国内却能依仗家庭背景，仍有不错的出路。这就凸显了“公平”问题，但它本身“非低龄留学之罪”。

　　南都周刊：在投资移民的门槛越来越容易被国人接受的时候，留学型移民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选，是什么原因？

　　陈：国外的优秀教育资源是很多人所看中的。为何投资移民呢，除了社会福利等因素，他们看中的还是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当然，把低龄孩子送出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消费。

　　此外，目前“只投资不移民”的情况越发显著。即便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取了一个国外的身份，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回到国内生活。因为在国外，他们并不能获得像国内一样宽松的发展环境，也没有国内的优越生活。

　　刘：留学型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也是一种获得文化资本（包括海外学历和经历）的过程，而这种文化资本，对于留学生未来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国者），它同时也可能向移民的身份转化。投资移民更多的是一种获取海外身份的单向行为，而它在经济上的回报并不显著。

　　从经济考量到知识流动

　　南都周刊：现代中国海外移民是怎么的轨迹？

　　陈：华人移民以往都是以经济考量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第一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出国劳务，无非是为了一份更高的薪酬；“第二波”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缘起是获得海外长期居留权的华人，将大批亲属“过桥”到居留国，以使得全家人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但是，现在“第三波”华人新移民，他们将以经济因素考量为主转变为以知识流动为目的，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技术资源才是吸引他们的真正原因。

　　南都周刊：前两波移民海外的华人，多抱有“辛苦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的想法。第三波移民浪潮中，以前的这种观念还盛行吗？

　　刘：华人移民一直都是一个家庭而非个人的决定。随着社会的变化，个人的因素更为显著，过去的观念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南都周刊：近十年国人申请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批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积累与地位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移民国外后要面临“一切归零”和重新打拼的挑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甘愿舍弃在国内既有的生存优势呢？

　　陈：确实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在企业做到高管，或者是大学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发展遇到瓶颈之后选择技术移民。

　　他们在国外的代价可能是远离了自己的专业，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澳洲以劳务谋生，使手术刀的手挥起给锅炉添煤的铁铲。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享受了当地的社会福利，并且做一个蓝领工人在国外并不感到低人一等。此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们甘为下一代放弃在国内取得的地位。

　　刘：原因很复杂，既有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也有单位和社会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人可能对国外情况并不很了解，对国外的环境过于理想化。在西方经济普遍面临衰退和更为严苛的移民限制政策下，贸然放弃既有的生存优势，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我建议这些人多了解，甚至可以到想移民的对象国和机构亲自去体验一下。

　　南都周刊：一些外流的“精英”认为，尽管移民海外会暂时性丧失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了长远的“平等”待遇，值得。

　　刘：这是个人选择，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我希望这些人在做出这项决定前要三思而行。这种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丧失未必是暂时性的，它也完全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所谓的平等待遇只是相对而言，但你到一个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时，你必须比当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因此，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已无平等可言。

　　当一个人无法在新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立足点，在一定的年龄的时候还要从头做起，这是很大的挑战。过去几年，我在曼彻斯特大学负责全球招聘十多名全职教师，申请者达数十倍之多，其中甚至有从国内出来的教授申请讲师的位置，而他们却未必符合招聘要求。

　　不是“外流”，是“环流”

　　南都周刊：台湾的上一波人才流失发生在1979年，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了人才外流速度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对比台湾，如何看待大陆现在“精英外流”的趋势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陈：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的人才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岛内政局变革。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也爆发了一次移民潮，而这批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改变了中国海外侨民的结构。

　　另一方面，台湾在1980年代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微电子和软件工业开始兴起，吸引了大量移居国外的知识型人才回流。大陆目前也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产业转轨的过程中，再加之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海外人才的回流从长远看，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目前有不少留学生在学成后，无论移民与否，选择了回国寻找发展机会，这和中国目前社会体制、经济形势的改善有密切关系。因此，所谓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现象已经开始向人才获取（brain gain）转变。

　　刘：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大陆有一部分精英外流，这是正常的现象，但相对于中国的精英总人数来讲，他们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日趋明显的回归浪潮（目前回国人数已超过了出国人数），则可以抵消精英外流所带来的冲击。

　　另外，我们应该放弃“人才外流”这种观念，目前的全球趋势是“人才环流”。当前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建立人才强国政策和措施，对于人才回归和人才环流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因此，不排除目前流出的这部分精英，在不远的将来以某种形式回流或环流。

　　南都周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 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对比印度，如何看待华裔移民的“知识化”转变，会对中国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因为印度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印度裔移民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规训和教化，在语言上也具有优势，这使得他们在英语国家，如美、加、澳，易于产生文化亲近感。在最近十年当中，涌现出的印度裔人才，不管是人文还是科学领域，都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人是看中国外的教育资源，进行一种知识性的人口流动。这样势必会提高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体人口文化水平，也会有助于海外中国人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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