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多伦多一年多了，心情仿佛冲击沙滩的潮水，时起时落；又好像喜马拉雅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听惯了关于加拿大的种种议论，说好的，说坏的，说不好不坏的，有时自己也不知道该信服谁的说法。去粗取精，我觉得加拿大既算不上是颗甜枣，也不是块烫手的山芋，说白了，就是个过小日子的地方，如果你喜欢小日子，或许还可以在“地方”前面加个“好”字。

    与在中国时相比，到加拿大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原来是半大不小领导的，终于可以混同于普通群众了――加拿大别的没有，就群众多；曾经在外企云集的写字楼里嘴里天天“三克油”的白领们，不必再受西服的折磨了――工作服不用打领带；原来在机关清闲坐班，即使不干啥活也不显山不露水的广大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不再被埋没――车间里的大小监工有着比群众还雪亮的眼睛，像 NBA 球员盯姚明一般盯死你；曾经跑遍中国大江南北搞业务的大小经理们，不必再担心餐桌上的陋习，让五粮液和“贱男春”灌得胃里翻江倒海――加拿大没人请，自己想喝酒都得跑专卖店。这些都是变化，其实还不具有根本性，根本性的是咱成了少数族裔。

    各民族一律平等，这话载于中国宪法，也是加拿大法律的精神。可是，少数族裔终归是少数，只能团结在多数周围，就像包子的边缘，离那圈褶儿还远着呢。想想也挺奇怪，坐一趟飞机，过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成了华裔，最大的少数族裔。在中国时，虽然也都是平头百姓，却没有“少数”的心态，到了加拿大，便真的六根清净，脑子里晃来晃去就是那句话：该干嘛干嘛去。

    有一位朋友来加前在一家颇具规模的设计院工作，出身清华，曾在国外进修过，还参与过许多大型项目，称得上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可就是为人不圆滑，更不会拍领导马屁，结果只能在业务上冒冒尖，职称倒是有了，可是总缺个“长”字。看着比自己资历浅的人，因为混上一官半职，总能捞到额外的好处，奖金也高许多，心里就很不平衡。几年前，终于揣着一颗怀才不遇的心，同这个他曾发誓效忠一辈子的单位告别了。到了多伦多，经过一小段时间调整，终于重新找回原来的本行，拿到一份不错的薪水。他说，现在心情很放松，每天干着熟悉的工作，感觉像是回到学生时代。

    没有了这想法那想法，日子便显得民风淳朴，至少不用考虑怎样才能把和领导的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不用烦恼为何领导总是把好处给了那些嘴巴比蜂蜜还甜的家伙，而自己天天愚公移山还拿不到进山证。到了加拿大，典型的生活方式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生活虽然稍显土气，但是实在，踏实。跟当下中国城市里花花绿绿的生活相比，加拿大很像是滕文骥二十多年前导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都市里的村庄》。

    在加拿大过小日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说它是权利，是因为你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说它是义务，是因为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刚来加拿大时靠一张枫叶卡生活，只能算是这个城市的居民。过了三年就会面临入籍问题，大部分人会选择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从“政治面貌”上说比过去前进了一小步，可以在加国调整领导班子时投上自己的一票。我曾问过一位朋友，投票的感觉如何？她笑道，其实我也不很清楚他到底怎么想的，只是凭感觉，也没什么，跟开一次会没啥区别。

    话虽如此，毕竟是货真价实的权利。只是过去长时间望梅止渴，不知不觉中把这梅想得忒好，现在真吃到梅了，方觉得解渴的滋味不过尔尔。如果多伦多也有个郭德纲，你问他：民主了吗，他一定会说：我都民主一个多礼拜了。投票也好，游行也好，说到最后，还得回归主题：打理好自己的小日子，让自己的“国库”收支平衡，免遭银行“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