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一个电话给他母亲以确定她是否平安，每两天就去看一次他的母亲。我们一起外出旅游时，我们为她付帐单，，她事后则一定把钱还给我们，她说她有能力承担。每年的圣诞节是家人送大礼的时候，不过价值也多在一百澳元左右，但人人皆大欢喜。在我与罗吉尔在教堂补办婚礼时，许多来宾送我们礼金，多是一人送25澳元。罗吉尔的母亲送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百澳元的支票，只是她收入的百分之一。罗吉尔非常高兴，我虽感到意外，但我能接受这心意而已，不需要掏空腰包。

      由于我对处理账单感到头痛，所以理财是罗吉尔的事情，有时候他是很把钱当回事的，为此我们有过争执。有一次，我与罗吉尔到超市购物。我要买一种红皮鸡蛋，他要买白皮鸡蛋。他说，“你为什么要多花30分呢？”我说，“红皮有营养。再说，只不过多30分。”他说，“没有任何科学证明红皮比白皮好，这不过是广告而已，多付一分钱都是愚蠢的。”最后，红皮鸡蛋没买成，我曾为此认为他很小气，他则耿耿于怀很长时间。不过，后来的许多事证明我误解了他。

      2003年9月底，我母亲打电话向我借钱。由于我的父母不擅于理财，钱多用于旅游、帮助子女上了，所以很少有积蓄。再加上同时患病住院，不多的积蓄都用于付近万元的医疗费，因此无钱付6000多元的取暖费。我母亲说，“我听说外国人把钱看得特别重，不借钱给别人。我们若不付取暧费，供气单位就不供暖气。我想向你们借6000元钱，以后我再慢慢还给你们。如果罗吉尔不愿意，也不要勉强他，别伤了你们的和气。”

      我不知道罗吉尔能否同意，但我不能对父母的困难袖手旁观。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很惊讶。他说，“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钱就不能获得暖气，这是不公平的。”我说，“政府已经承担了一些，个人也要承担一些。”我向他解释中国人的传统是家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子女对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我的父母在未来还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们最好开分开帐户，分摊帐单，我用我个人的收入帮助我的家人。你不必承担这个责任，这对你也不公平。”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夫妻，当然要一起承担一切。你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对他们也有责任。我明天就把800澳元寄走，告诉你母亲她不用还这些钱。”当我告诉我母亲时，她很感动。 “罗吉尔对我们这么孝顺，真是没想到。他和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今年春节前，我的弟弟被诊断为慢性白血病，而在此时他所在的公司倒闭，他失去了工作。由于他的女儿仅4岁，他的妻子一人收入不多，但又不符合社会救济的标准。我的父母闻听后马上赶到深圳，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持。我告诉罗吉尔这些，并说我需要马上寄 1000澳元给我弟弟表示慰问。罗吉尔难过地流出了眼泪。他说，“这是灾难，我们有义务帮助他的一家。请转告你弟弟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会为他祈祷。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提供帮助，等他女儿长大后，我们将帮助她到澳洲读大学，承担她的费用，帮她成家立业。”第二天是周日，半年未去教堂的罗吉尔专门为我弟弟的生命而去祈求上帝的保佑。

（三）

      2004年7月，我与罗吉尔回中国探亲，这也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与我的家人见面。回国之前，我母亲专门从国内打电话问我罗吉尔喜欢吃什么，喝什么。我说，罗吉尔让我告诉你他喜欢中国的啤酒与中国菜。

      当时，我的父母去深圳看望我的弟弟与妹妹。于是，我们也住在我弟弟的家里。尽管他们事先学了一些英语，但一遇到罗吉尔，就全忘了。罗吉尔也学了一些中文，但一用起来则是词不达意。所以